午后的阳光像把钝刀，狠狠割进眼皮，我却只认定梦里被那把钝刀划了一刀。 当时正躺在热气腾腾的早餐摊前，就着刚出锅的盖浇饭，突然听到一声“哎哟”从身后飘来。抬头一看，那双手冰凉，指节泛白，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黑色塑料袋。

那里面装着几块黑色的东西，我当作是垃圾，随手包了一下，却被那双手死死攥着，越攥越紧，仿佛那是个烫手山芋，烫得我头皮发麻。我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接，那股寒意就顺着指尖直冲天灵盖，整个人像被风吹散的纸片，软绵绵地瘫坐在地上。 意识在那一瞬间不清楚了。我就那样躺在地上，周围是一片黑乎乎的雾气，没有天，没有地，也没有人。

只有那黑色的塑料袋，还在我脚边微微晃动，发出细微的“沙沙”声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认定好冷，冷得连呼吸都屏住了。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连空气中的尘埃都像是被冻结了一样。我试着动了一下，发现身体并没有动，连骨头仿佛都被冻住了。我拼命想爬起来，却发现双腿像灌了铅，沉甸甸得抬不起来。 靠着墙根坐了待会儿，那股寒意才慢慢退去。睁开眼，医院明亮的 LED 灯在头顶一闪一闪，白炽灯散发着刺眼的光。我猛地坐直了身子，冷汗瞬间浸透了睡衣。医生正拿着听诊器，脸上带着职业性的敷衍：“精神还不错，就是昨晚没睡好，给你开些安神药。” 我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火冒三丈。

这哪儿是安神药？这分明是给我开的一场“桑拿”！我抓起那个黑色塑料袋，在手里攥得哗哗作响，心想：这死鬼到底欠我啥？

为何要对我下如此毒手？ 我疯了一样冲向住院部值班室，想给个安稳的一夜好眠。结局到了医务室，值班医生正拿着两张化验单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无奈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哀：“别慌，先做个检查，情况不会忒差，吃点东西再睡吧。” 我把手里的塑料袋一扔，像个失忆的孩子一样，跌跌撞撞地冲进食堂。桌上摆着红烧肉和青菜，热气腾腾。我狼吞虎咽地扒了几口，突然认定特别饿，特别想哭。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差点砸在菜碗里。

我心想，这死鬼到底欠我啥？

难道是要我赔钱？还是让我在人间待上一辈子的愧疚？ 后来，我听说那件黑色塑料袋是死者的随身东西，还有一段往事。

那个男人是个挺怪的人，活了快一辈子，扔东西总能捡到一个，唯独捡不到一个“好”字的东西。他生前总说这个世界冷，人活着就像被冻在冰窖里，只有那个黑色的东西，能让他略微暖和一点。 那天晚上，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大半夜，醒来后整个人都凉了。我走到那家早餐摊，把那袋黑色的东西扔进垃圾桶，함（han）声震天响。

第二天，我照常上班，同事看我脸色不对，凑过来问：“您最近如何如此火大？”我笑着摇摇头，说只是累了。 实际上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叫，让我去问那个男人，问问他到底欠我啥。可每次路过那家早餐摊，听到那熟悉的“哎哟”声，我就下意识地伸手去抓，却总抓不住。

那声音轻飘飘的，像风，像雾，像啥也没形成过。 我常想，要是当初能多问一句，是不是就少遭了一劫？或许我们会好好谈谈，或许能解决难题，或许能少掉点啥。可现实就是如此残酷，死者的那会儿和目前，似乎都已经与生者彻底隔绝了。 后来，我在那家早餐摊附近开了一家小店，专门卖些人间烟火气。逢年过节，有人会在门口挂个红色的灯笼，挂上“福”字，贴个对联，喊一声“过年好”。

那声音清脆，摇摇晃晃，在寒风中飘摇。 有时候，我会在深夜独自一人在店里，点一碗热汤面。碗底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，映着昏暗的灯光，像极了那晚医院走廊里，那个被甩在街头的影子。 我也曾想过，要是真能见到那男人，该多好啊。

或许他能告诉我，为啥非要让我在人间受罪。

或许他能告诉我，那黑色袋子底下，藏着的是何等的恩情。可每当我想起，那个冷冰冰的“哎哟”声，还是上一次看到那黑色袋子时，那种绝望透顶的寒意，我心头就又是一阵酸楚。 生活就是这样，我们总当作能掌控一切，可大量时候，我们只是在别人的剧本里，演着别人的角色。 那天中午，阳光仍然刺眼，我坐在街边的长椅上，看着人来人往，突然认定好累。但我还是要持续走，持续看，哪怕心里空荡荡的。出于只要还能看到别人的笑脸，还能闻到饭菜的香气，我就认定还活着。 或许，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。有些人，注定要在这个工夫、这个地点，遇见。 （注：本文基于个人梦境与生活体验创作，旨在探讨生死之间的不清楚界限与人际关系的脆弱性，非虚构故事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