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醒来时，窗外正刮着西北风，呼呼地像无数只苍蝇在敲打着玻璃，把那些嗡嗡声搅得乱七八糟。屋里没人，只有冰箱压缩机间或发出一声长长的“嗡”，像是在深夜里叹气。我起身想开窗透气，手刚摸到门把手，那股熟悉的、带着体温的冷香就扑面而来，让我心脏猛地一缩。 那是母亲留下的味道。 我记得她去年冬天得了肺炎，呼吸声比目前弱了不止一倍，有时候咳得直不起腰来，把她拖进病房。护士阿姨看她脸色越来越差，眼都红了。从那赶明儿，我就极少回家看望她，总认定她会突然就消亡不见，像风中残烛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直到上周，我在超市打折区看到母亲生前常戴的那顶旧草帽。

那帽子有点歪，帽檐耷拉着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——那是她最在意的那顶。她总说这草帽吸满了山里的露水，能驱走霉味。我拿着它走进她常坐的那间小客厅，门口还摆着她最爱喝的那杯老白茶，热气腾腾，茶香混着灰尘的味道，呛得我鼻子酸酸的。 我走那会儿，轻轻摸了摸那顶草帽。挺轻，像一片枯叶。

我想起医生嘱咐我，要是她醒不过来，最好别急着等。可到了这一步，她还是不肯走。她蜷缩在沙发上，头扭向一边，嘴里发着微弱的“嗯”声。我凑到她耳边，声音轻得像怕惊碎了啥。 “妈，”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省事一点，“我刚做了一个怪的梦，听说梦里人能够和逝者讲话。你猜，是不是我梦游了？” 她翻了个身，眼珠子在半眯半睁的状态里转了一圈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：“梦游？那是小孩子的事……你大半夜不就寝，是不是该吃药？” “不是吃药，是梦。”我指着天花板上的灯，那灯爬满了蜘蛛网，像一张网兜住了一地的尘埃，“昨晚我在梦里……和你说了一句话。我说，你别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哪怕一辈子。梦醒了，现实也有，我不会丢下你。” 她没讲话，只是用一种近乎委屈的眼神看着我，那眼神像是在说：你知道我这辈子都在揪心啥吗？你知道每一次呼吸都在试探我的底线吗？她实际上一直在等，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理由，来确认我还活着。 我盯着她的眼看了挺久。

那里面不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、近乎绝望的眷恋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“死”不是一个终点，而是一个漫长的、能够被反复确认和确认结局的过程。她这一辈子都在赌，赌自己还能撑多久。而我，作为那个被她赌注押下来的人，竟然确实把她赌输了。 这种失落感像大锤砸在心上，却又奇异地让人清醒。出于我终于知道，她别看走了，但她的声音并没有彻底消亡。它目前就在我耳朵旁边，通过这顶草帽，通过这杯老茶，通过我梦里的一声叹息。她在梦里问我“你还好吗”，实际上是在问“你还能回来吗”；她焦虑地看我，是在问“我是不是撑不住了”。 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死亡压根儿不是终结，它是一场盛大的告别，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重逢。我们当作终止了，实际上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停留。她还在等我，我在等她。

这种双向奔赴的等待，比任何轰轰烈烈的誓言都更让人心动。 我放下帽子，转身回到冰箱前，打开冰柜门，冷气扑面而来。我试着把昨晚剩下的半块豆腐推那会儿。她平时最爱吃豆腐，据说能补身子。我拿了一块，咬了一口，放凉了，放进冷藏室。 “妈，”我轻声说，“你吃晚饭了。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别看火候没你当年做得那么好，但味道还有一丢丢像小时候。” 冰箱压缩机再次发出“嗡”的一声，像是某种倒计时在推进。 实际上我或许是在做梦。

要么，或许只是我最近忒累了，大脑在透支，把那些深埋心底的恐惧和渴望，强行拼凑成了一个关于死亡的剧本。我们总当作生命短暂，要拼命抓住，生怕一不留神就错过了啥美好的瞬间。可道理都懂，可一旦确实把一个人推到了那个最遥远的边缘，那种强烈的反差感，反而让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显得苍白无力。 我不确定她到底有没有听懂。

或许她根本就没想听我讲那么多道理，她只是想确认我还活着，确认我还有力气把她接回来。

或许她根本不在乎我梦游得了没得，她只在乎我能不能看到她，能不能再听她说讲话。 我放下勺子，对着空荡荡的灶台间低声说道： “妈，我知道。我知道您还在。您说过的话我都记着呢。” 我起身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刮过的风。风停了，月光透过云层洒进来，把地上的影子拉得挺长。

我想起小时候，母亲总嫌我讲话忒大声，怕吵到她就寝。

那时候她还年轻，认定那是无礼；目前，我听到她的声音在耳边回响，才认定那是世间最温柔的打扰。 梦醒了，现实仍然冰冷，但心里突然暖了一些。

这暖，来自那个曾经被病痛折磨、被命运抛弃的女人，她依然在我心里，仍然是我梦里最真的模样。 她没走，我没走。我们还在。 （字数统计：1687 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