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晚的梦忒吵了,不是那种清楚冷静的梦,像是有个声音在耳边把空气都震碎了。我梦见自己蹲在一条巷子口,脚下踩着的是那种带着点冰碴子、还混着点烧烤渣的旧木板。面前摆着一张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铁桌子,上面铺着黄得发硬的塑料布,那是专供户外摆摊用的。 我没想到自己能把“卖货”这件事,做得如此像模像样,就连有点像经营公司。

那天风特别大,吹得我的汗都顺着耳垂往下淌,可我认定自己浑身是劲儿。旁边有个卖胶水的兄弟,正蹲在那儿往胶袋里挤,我瞥了一眼,发现他用的胶袋已经鼓得像个小葫芦了。我路过的人走得特别快,三招两式摆摆手就走了,留下我一个人对着满地的垃圾发呆。
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摆地摊的快感,不是看着别人一步一步把自己拆穿,而是看着别人一个个像刚下过江南的青蛙一样,前一秒还提着菜篮,后一秒就变成了一碗半死不活的烂泥。 我蹲在角落里的位置,手里攥着那张存折,里面只有三十二块五。但这三十二块五,在我心里比啥金条都重。我拿起那根用来挂豆角的竹签,感觉像是拿了一根救命稻草。周围全是人,有卖炒面的,卖炒粉的,还有卖那种叫“麻辣香锅”的怪东西,锅里的油哗啦哗啦地响,像极了我的心跳。卖炒面的大叔是个大个子,被他压得喘不过气,只能在柜台后面吱呀地叫:“哪位要?不要钱别走!”我听到他叫我的名字,还有几个路人为了省点钱特意蹲下来听,眼神里带着一种滑稽的怜悯。我也蹲下来,声音低得像蚊子哼:“要面吗?要钱吗?面是热的,钱是热的,咱们一起烫。” 那时候我彻底没意识到,大量人实际上是在像我一样,拿着一个存折慢慢把自己掏空。

有人蹲在巷口,每天上午去卖,下午回来,第二天再去,像是要把这一口饭吃穿一辈子。他们知道,地摊的生意不好做,特别是那种趁半夜卖东西的,得天天熬夜,天塌下来也不用怕。他们把存折的利率弄得挺高,连利息都要多算两笔,有时候为了凑够那二十块钱,得算半天账,半夜起来算,早上起来算,白天还在算,间或忘了,就在那儿坐着吃泡面,手里还攥着那张没吃完的存折。他们认定自己命苦,认定这辈子就完了,要是连这点辛苦钱都挣不到,那还不如早点去死。 我坐在地上,看着自己那两根手冻得通红,指甲里全是黑泥。

我想起了那个卖炒面的大叔,想起他裤脚上沾满的泥,想起他那张被油光熏得发黑的脸。我还记得自己插队买西瓜被保安推出去的那个场面,那一刻认定自己确实像个罪人。但我又认定,或许我就是那个“罪人”。 后来我tering 了,搭计程车,坐地铁,去超市买东西。

那时候天黑了,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,我站在地铁站里,看着来来往往的嬉皮笑脸的年轻人,他们像传送带一样移动着,每个人都认定自己是家庭的顶梁柱,是未来的希望,是那种站在高处的人。我眼红他们,眼红他们不用蹲在泥坑里,眼红他们能把日子过得光鲜亮丽。

我想象自己坐在写字楼里,打开高价值的信用卡,看着手机银行里跳动的数字,那种感觉忒爽了,忒美好了。 可现实就是现实,我就在那条昏黄的巷子口,对着那两张皱巴巴的存折,流着泪。

我想起那个兄弟,他我也没惯着他,后来他那个胶袋鼓了,我也没帮他,出于我知道,一旦帮了他,那碗面可能就没法吃下去了。

我想起那些路人,他们走得忒急了,连回头看看都没工夫,只留下一串被拉长的脚印,像是被啥东西绊了一下。 那个梦醒来的时候,天已经蒙蒙亮了。窗外的光有点刺眼,照在床单上,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。我躺在床上,心里的那个摊儿还在。

那张铁桌子仿佛还在面前,黄塑料布上还残留着昨天的渣滓。卖炒面的大叔还在叫,卖胶水的兄弟还在挤,露水打湿了我的头发。我伸手去摸那张存折,发现上面缺了一块,边缘翘起了一角。我把它补上了,用那根竹签卷了卷。 我重新躺好,闭上眼。

这次我不急着去算账,也不急着去凑现钞。只是静静地坐着,看着天花板发呆。梦里的摊子还在,但我不再是那个蹲在泥地里哭的小孩了。我成了那个站在街角,看着天空发呆的一般/平平人了。别看手里的存折还是空的,别看那根竹签还是湿的,别看那个深夜的巷子还是那么漆黑,但我心里的那块地皮,仿佛确实被铺上了一层薄薄的、带着点泥土味的、实实在在的黄塑料布。 或许明天忒阳落山的时候,我还是会去把那张存折里的钱取出来吧。

毕竟,能把三十二块五变成三十二块五,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,哪怕胜利得像个笑话。